西周及春秋早期,有“国人”和“野人”之分。国人,是指居住在城市内和城市近郊的人。居住在其他地区的人被称为野人。
当时“国人”有参与议论国事的权利,甚至对国君废立、贵族争端仲裁等事有发言权,同时也有服役和纳军赋的义务。
且并且,只有“国人”有权服兵役,“野人”只能从事农业劳动。
着名的“国人暴动”,就是镐京的“国人”们,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而进行的一次反抗行动,直接导致周厉王被驱逐。
但随着春秋后期战争的激烈程度不断加剧,单纯以“国人”为兵源已经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。
于是晋国率先打破这一限制,在韩原之战之后,推行“作州兵”改革。也就是“野人”也必须服兵役了,于是国野之间的界限遂被打破。
今天儿良所遇到的“野人”,其实是为了躲避战乱、逃征赋税而迫不得已隐居山林的民众,已不是春秋时“野人”的概念。
南郑及周边地区,秦蜀两国争夺不休,战乱纷争。尤其蜀人杀伐无度,草菅人命,横征暴敛,索求无度,一度导致民众税赋沉重、不堪被奴,于是纷纷举家、举村、举庄、举地逃入深山老林,苟且偷生。
这些野人通过狩猎、采果或者耕种小面积林地而获取食物,同时也解锁了人性之恶,开启了盗匪属性,时不时劫掠过往客商、附近农户。否则在原始森林里面真得难以长期生存。
这,也是俱酒当初没有选择在晋国、凭借绛与曲沃两城发展的原因,如果在绛起兵,必然会被韩、赵、魏三家死死钳住。
两城无所作为,唯一的战略纵深,就是身后莽莽的太行、太岳、中条三座山系,潜入山中打游击战争。
但战国时期的游击战争真的不好打,全是原始森林,缺乏发展的必要人口和根本资源,注定是死路一条。
俱酒在诸侯国一通搅屎,就是为了实现“跳出晋国救晋国”,寻求自己立足的突破口。因为穿越不带系统,打游击真的条件不允许!
儿良一路搜罗的部下,多是故道(陈仓道)上小村落的野孩子,他们见识过这些“野人”下山劫掠的手段,也知道他们形成的原因,见怪不怪了。
尽管儿良吩咐要留活口,但“良字营”毕竟是职业军人、战国常备军,出手异常狠辣。
特别是上次被俱酒训斥了之后,儿良更是要求部下,不出手而已,一旦出手,必如狮子搏兔,一击致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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