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周及春秋早期，有“国人”和“野人”之分。国人，是指居住在城市内和城市近郊的人。居住在其他地区的人被称为野人。

当时“国人”有参与议论国事的权利，甚至对国君废立、贵族争端仲裁等事有发言权，同时也有服役和纳军赋的义务。

且并且，只有“国人”有权服兵役，“野人”只能从事农业劳动。

着名的“国人暴动”，就是镐京的“国人”们，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而进行的一次反抗行动，直接导致周厉王被驱逐。

但随着春秋后期战争的激烈程度不断加剧，单纯以“国人”为兵源已经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。

于是晋国率先打破这一限制，在韩原之战之后，推行“作州兵”改革。也就是“野人”也必须服兵役了，于是国野之间的界限遂被打破。

今天儿良所遇到的“野人”，其实是为了躲避战乱、逃征赋税而迫不得已隐居山林的民众，已不是春秋时“野人”的概念。

南郑及周边地区，秦蜀两国争夺不休，战乱纷争。尤其蜀人杀伐无度，草菅人命，横征暴敛，索求无度，一度导致民众税赋沉重、不堪被奴，于是纷纷举家、举村、举庄、举地逃入深山老林，苟且偷生。

这些野人通过狩猎、采果或者耕种小面积林地而获取食物，同时也解锁了人性之恶，开启了盗匪属性，时不时劫掠过往客商、附近农户。否则在原始森林里面真得难以长期生存。

这，也是俱酒当初没有选择在晋国、凭借绛与曲沃两城发展的原因，如果在绛起兵，必然会被韩、赵、魏三家死死钳住。

两城无所作为，唯一的战略纵深，就是身后莽莽的太行、太岳、中条三座山系，潜入山中打游击战争。

但战国时期的游击战争真的不好打，全是原始森林，缺乏发展的必要人口和根本资源，注定是死路一条。

俱酒在诸侯国一通搅屎，就是为了实现“跳出晋国救晋国”，寻求自己立足的突破口。因为穿越不带系统，打游击真的条件不允许！

儿良一路搜罗的部下，多是故道（陈仓道）上小村落的野孩子，他们见识过这些“野人”下山劫掠的手段，也知道他们形成的原因，见怪不怪了。

尽管儿良吩咐要留活口，但“良字营”毕竟是职业军人、战国常备军，出手异常狠辣。

特别是上次被俱酒训斥了之后，儿良更是要求部下，不出手而已，一旦出手，必如狮子搏兔，一击致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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